?

　　我國近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經濟體制、國企改革中，采取了諸多措施，保護和加強重點的民族工業，實施了關鍵技術和設備國產化，如：軍工產業、能源產業(特別是核能)、軌道交通業(特別是高鐵)、石油化工業、集成電路業(特別是芯片和液晶板等)、鋼鐵冶金業、通信業和家用電器業等等，從而我國未陷入前蘇聯因在政治上實施“西方民主”、經濟上推行“全面私有化”，導致全面崩潰的泥潭，普京曾為此淚言：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當今面對我國取得經濟和民族工業穩定和高速的發展的同時，對面臨在高速發展中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進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從成功中走向更大的成功;反思是從失誤中尋找彌補措施，總之，不斷地反思是不斷探索新起點，從而才能不斷地前進。記得巴金先生說過(大意)：大致國家、民族，小至家庭和個人，不反思是沒有前途的。

　　就國企改制而言，儀器儀表產業的國企改制，特別以分析儀器為主體的科學儀器產業國企改制帶來的成績、損失和問題就比較復雜，一方面得益于企改，擺脫了種種束縛，逐漸形成民營科儀企業的崛起，出現當今一批頗具發展前景的科儀企業，如：聚光、天瑞、天美、東西、普析、瑞利、舜宇、上海光譜、儀電、海光、萊伯泰科、雪迪龍、先河等(依據“中國好儀器”文集、BCElA和年會獲獎資料補充、修訂)。但是體改對科儀產業的沖擊也是很大，甚至痛心的，為此請準許我引用朱良漪老先生發表于1996年的《挑戰、反思和振興中國儀器儀表工業》中的兩段話，“從1994年中國儀器儀表學會組織部分在京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就‘振興我國儀器儀表工業’問題，召開過專題座談。在此基礎上由盧嘉錫、王淦昌、王大珩、楊嘉墀等20院士聯名向中央提出了‘振興中國儀器儀表工業’的建議開始，到1996年朱镕基、鄒家華、李嵐清、吳邦國、宋健等領導對國家計委就這一‘建議’研究后落實意見作了批示為止，兩年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們從興奮、翹首以待到如今冷卻有點茫然了。據說上海市行業下崗人員排名第二位便是儀表行業”。“六十年代我們在周恩來、聶榮臻等老一代的領導下，從理論到工程，很少不是從無到有，但是，在堅強意志和高度凝聚團結的組織下，創造出兩彈一星，威震天下。那時的勁頭如果我們能夠繼續不懈地學習掌握，并一直堅持到現在，我相信絕時不會發生‘三起三落’的儀表工業局面”。

　　根據朱老先生們留下的史料，結合現實和學界、業界朋友們提供的資料，我感到科學儀器產業至今確實經歷了“幾起幾落”的歷煉。即：艱難起步的五十年代;自立更新的六十年代;彷徨、再接再勵的七十年代;國企改革后崛起和衰退交叉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的奮進。

　　艱難起步的五十年代。雖然1901年上海成立了科學儀器館，1932年成立的中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儀器工廠，40年代龔祖同即參與軍用光學儀器廠的生產建設工作。新中國成立時，各行各業，包括儀器儀表業，均處百廢待興的奮斗之中，各方面技術人員都在本職工作崗位上引用、仿制、創新各式各樣的儀表，其中上海地區尤為突出，出現了丁佐成創辦的以電表為基礎的大華儀表廠，榮仁本創辦的雷磁廠，50年代王大珩領導組建了科學院長春科學儀器館，在50年代初期，上海地區便相繼出現的雷磁、滬江、科偉、創造等分析儀器廠。“真正意義上起步于五十年代后期，得益于1955年國家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發現儀器儀表是漏項，在物理學家錢臨照、汪德昭、王大珩等專家的呼吁下，國家科委成立儀器儀表規劃組，1956年機械工業部成立儀表局，制訂了“充分利用并合理發展沿海儀器儀表工業，有重點的大力發展內地的儀表工業，分析儀器的地區重點便選中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以15家企業為中心廠，10余家企業為衛星配套廠”。此后又整合、組建了以電化學和水質分析為主的雷磁分析儀器廠和以實驗室分析儀器為主的上海分析儀器廠，1959年成立了北京分析儀器廠、繼之成立北京光學儀器廠和核儀器綜合儀表廠，南京建立南京分析儀器廠，以上被朱老總稱之為：現代分析儀器艱難起步的五十年代。

　　自立更新的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重點發展上分、北分、川分的同時還陸續建立佛山、成都、沈陽、廈門、瑞利、上海三分、湘儀等各具特色的分析儀器廠。為應當時我國急需，1963年北分廠研發成功同位素質譜，后續不斷改進，共生產了180多臺，北分廠與科教單位合作，研發和生產有機質譜、多位離子源質譜、四極桿質譜，“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國成為繼美、德之后世界上第三個擁有這種技術的國家”。同期北分廠和北京化工研究院合作試制了我國第一臺氣相色譜儀SP2301/2，上分廠于1962年開發出72型分光光度計，此后累計產量達十萬臺，上分廠于1964年試制成功100型氣相色譜儀，為后續大批量生產奠定基礎。南分廠開發和生產了血氣分析儀和肺功能測定儀，各分析儀器廠也試制了在線分析儀器方面的許多分析器，并在科委、計委和一機部的支持和布署下，“擬定在六年時間內完成質譜、核磁、色譜、紅外、熱磁、熱導和電導等七個系列產品”。此期間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大學設置了精儀系或儀器儀表系，設立分析儀器專業。

　　彷徨、再接再勵的七十年代。經六十年代初、中期的奮斗，初步為我國的儀器儀表和分析儀器產業打下了基礎，可惜接著我國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教育、科研、生產處于癱瘓和半停頓狀態，中蘇徹底破裂，中美處于冷戰，“巴統”的禁運和封鎖……，我國對外完全處于封閉的狀態，在這種惡劣的內外環境下，有志氣的中國儀器儀表的學界和業界仍然艱難奮進，例如：36個科教單位和工廠合作，開發生產出我國第一輛大氣污染檢測車，北分廠和中科院合作試制了比表面和微量水分析儀，北分廠和上分廠陸續試制成功熱導、氫焰和電子捕獲三種檢測器的氣相色譜儀，紅外氣體分析器。1975年北分廠試制成功60兆的核磁共振譜儀。1978年上分廠試制成功光柵分光的761分光光度計，新組建的上三分廠也開發出光柵分光光度計。南分廠在一般流程分析器的基礎上開展了工業流程色譜儀的試制。科學院科學儀器廠試制成功電子顯微鏡。蘭州石化所試制了工業色譜。地質儀器廠試制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成都分析儀器廠開發了物性分析儀。

　　崛起的八十年代。1980年國務院決定將儀器儀表單列管理，成立了國家儀器儀表總局，在全國范圍內投入資金和人力，大大地促進儀器儀表大發展。科委、中科院、儀器儀表總局組織全國科研、教育和生產企業，瞄準當時世界水平，開展23項大型科學儀器的會戰，并結合當時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制訂了技貿結合、加速國產化的決策，擬訂以許可證的貿易形式，進行分析儀器技術引進，包括從美國VARIAN引進氣相和液相色譜儀，從德國MAIHAK引進紅外氣體分析儀，從H&B引進紅外氣體分析器和氧化鋯分析器，從日本崛場引進汽車尾氣排放分析器，從美國WATERS引進液相色譜儀，從美國Hyperion引進生化分析儀，從英國Kent引進水質分析儀等。這些技貿結合的技術引進確實是我國分析儀器從完全自力更生與外界隔絕，走向國際市場的第一步。可惜因當時條塊分割，多頭主管，且也未與引進儀器的用戶密切結合，故未能妥以實施，再后來因國企改制而終至。在技術引進的同時，為解決分析儀器制造中的關鍵工藝加工，國家還使用巨額財力為北分、上分、佛分等引進以數控機床為核心的精密機械加工中心，可惜這些中心大多只起用一時，事后轉讓、閑置。這段時間是大發展時代，特別是上海地區，除已初具規模的上分、雷磁之外，還建立了上三分、物理光學、上天平、離心機廠等，1986年將上述主要廠家整合，成立了頗具規模的上海精密儀器公司。北分廠也向綜合分析儀器廠方向發展。瑞利開拓了多種光譜分析儀器。北京地質儀器廠開發了原子熒光光譜儀，其它廠家都有發展。這段時期分析儀器產業的特點是：已有的企業由小變大，企業數量、產值和品種由少變多，涵蓋了實驗室和生產流程中的各類分析儀器，根據當年的儀器儀表產品目錄，已能生產：電化學、熱化學、熱磁式、色譜類、質譜波譜、光譜類、物理特性、醫療生化、數據處理和大氣污染等成套裝置12大類，30多小類，547品種，約有142個廠家。此外還有一批儀器配件生產廠雖不屬分析儀器，但屬科學儀器范疇的顯微鏡企業，號稱為南有江南、北有重慶光學儀器廠。上述的發展成果，反映出到八十年代甚至延伸到九十年代中期，各部門、領域科學儀器設備采購上，國產產品占有的份額還較顯著，例如當年我參與農業部“十幾個育種研究中心工程建設”、“無特定疫病區建設”和“農業技術支撐服務體系建設”中，采購的儀器設備，國產產品占有的份額約為1/2~3/5。

　　衰退與發展交叉的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解除了多種束縛，多種所有制并存，股份制和私有制企業得到蓬勃發展，出現了一批私有制企業，例如東西、普析、吉天、天美，上海光譜、福立、依利特等，并為21世紀后續的一大批科學儀器企業像雨后春筍似地涌現起到開路先鋒作用，這是正能量。另一方面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機械部和儀表局被撒銷，隨著國企改制，原國有分析儀器產業經歷了新的歷煉， 在我們局外人看來，似乎變得失去了“親娘”，各地分析儀器產業，經歷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撒、分、整、合、轉、拼，可說是反復的折騰，部分原具規模的國企分析儀器廠被分割、由大變小，有的幾乎近于消失，只有幾家歷經變遷，艱苦奮斗，一直保有其核心，如當今的上海儀電科儀的主體就是當年的上分和雷磁，北京的瑞利雖與北分合并，但一直不失原有的特色，而北分本身，一度在外界看來似乎切割成幾個生產氣體發生器的廠家，直到近幾年才開始翻身，北京光學儀器廠，原是重點企業，在變遷中近乎消失，類似北光的例子各地都有。由于科學儀器是屬高技術的中、小產業，國企改制中原屬國企的科儀企業受到多種變遷，數量、規模、產值都大為萎縮，而新成立的私營中小企業，當時尚處幼稚階段，也沒有扶植的政策措施，規模和產值都不大，為了求生存、爭取市場和利潤，迫于低水平重復和無序競爭。據2000年初，中國分析測試協會的調查報告，銷售額超過1000萬元的國產分析儀器企業只有20個，其中私營企業和股份制的為14個。

　　此時期以后，國際上有遠見的科學儀器廠家，均看中了我國科學儀器潛在的、巨大的市場前景，在上海、蘇州、昆山等地建立不同名目的獨資企業，享受我國對外資的優惠待遇，起到生產基地、展示先進技術和品牌，以及營銷和技術服務等作用，從而一則促使我國能及時了解國際上科學儀器技術的進展，同時也構成對我國科學儀器產業的巨大沖擊，直到如今。

　　二十一世紀的奮進。當進入二十一世紀，國人意識到我國科學儀器大大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將嚴重影響我國科技和產業發展，科技部從九五開始，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及繼續實施的十三五，均設立科學儀器開發重大專項，且從十二五開始專項的實施，明確以企業為主，自然科學基金委和中科院也投入資金，設置與科學儀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急需的科學儀器研發專項，近幾年我國科學儀器開發和產業化中呈現出的諸多亮點，許多即發源于上述成果。

　　國企改制對我國經濟產生非凡的大發展和對各行各業，包括儀器儀表行業、科學儀器產業帶來的成果，如前所述是巨大的，但如今反思和盤點其對我國科學儀器產業的發展造成的失策，我感到有以下幾點：

　　(1)國企改制中忽視了對儀器儀表行業、科學儀器產業，而不是像對軍工、軌道交通(高鐵)，核能源(核電站)、通信、化工、鋼鐵冶金等行業一樣，強力實施進口貿易與技術引進、產業國產化密切結合。

　　(2)國企改制中也沒有明晰對儀器儀表行業原國企、科學儀器企業核心部分的保護思路和策略。在我們外界看來，機械部、儀表局撤消后成立的行業協會，也似乎不知所措、力所不及吧!

　　(3)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條件下，國家缺乏及時出臺明晰的扶持私營企業的政策、措施，也缺乏強力保護我國產業的法律法規，例如在《招投標法》和《政府采購法》中就缺乏對我國產業，尤其是對幼稚產業，如科學儀器產業的保護。

　　對振興我國科學儀器產業的建議和期望。

　　(1)綜合“互聯網+”和“工業4.0”等模式，是科學儀器產業振興之路。請準許我老夫聊發幾句少言狂，我越來越感到當今的經濟學家、金融家總是運用常人不易理解的深奧而華麗的辭句，說出帶有玄學的理論，弄得人們不知所云，不知所措。馬化騰提出“互聯網+”、阿里研究院提出“互聯網是中國經濟新引擎”，對此，我直白的理解即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及互聯網平臺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創造新的發展生態。而工業4.0的核心是以生產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機器自組織為標志的第4次工業革命，有人稱為之繼工業3.0“自動化生產”之后，進入“定制化生產”。我建議科學儀器企業應吸取上述兩者或更前沿的“新硬件時代”和更切合我國實際的“中國制造強國2025”的共同點，即將信息技術等和制造業進行融合，及時引入新理論、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將互聯網作為新工具、新催化劑、新模式改造產品的設計、工藝、生產、管理、銷售、服務等。

　　(2)將科技創新與金融資本運作這對孿生兄弟同時運用，是振興科儀產業和企業的最佳運作。科技創新最終都要落實到產業和產品，所以創新是產業之源，但沒有金融資本的支持和市場的推動，產業、企業就無法生存和振興。從諾貝爾、愛迪生、貝爾等，到我們科儀界很熟悉的PerkinElmer、Mettler-Toledo、貝克曼-庫爾特、布魯克?道爾頓等，都是以科技創新起家，自身或借助于他人在金融資本運作下興旺發達的。我想天美的勞逸強、天瑞的劉召貴、萊伯泰科的胡克、聚光的王健-姚納新組合、東西的李曉鷗、禾信的周振、雪迪龍的敖小強等一大批新興的企業和掌門人大都如此。當然隨著科技和金融業飛速發展，一身具有雙重奇才較難了，據說美國已興起由一批喬布斯所說具有異類思維的分散在大學、自家車庫和孵化器中的創客群體，將引領科技創新，企業和風投只是“推手”、“買家”，慧眼擇優選取創客的“怪成果”，進行孵化、養大，形成新產品和巨大市場，這也許是未來企業發展的手法和路徑!

　　(3)模仿只能是暫時的求生之路，創新才是永生之道，跟風更要不得。一事有人成功了，即有眾人跟進、成熱風，接著是泛濫，泛濫致爛，這種哪里火就去哪里，什么熱門就干什么，決不是發展之路。傳承不是守舊，而是不斷從傳承中得到啟示和考驗，不斷地提升產品性能。歐美和日本的歷史遠不如我國久遠，但它們看重各方面的傳承，從傳承中得到啟示和考驗，不斷地提升產品性能，創立出著名的品牌。就新興的科學儀器產業而言，歐美和日本就有數十年、甚至百年老店，如去貝克曼公司參觀，陳列室之首就是貝克曼先生當年用木頭做外殼的測蘋果的酸度計，在德國的IKA公司門口可見到數十年前生產，照樣能運行的氧彈熱量計和粉碎機，在一家公司見到數十年前開發成功并一直帶電運行的搖床(振蕩器)、凱氏或杜馬斯法定氮/蛋白質、索氏提取法測定脂肪，柱后衍生加印三酮顯色法測定的氨基酸，這些機理一百多年和數十年前即已創立，福斯、步琪和日立等公司傳承其機理而不斷地引入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不斷提升和推出新產品，這種例子數不勝數。

　　(4)期望科學儀器創業者克服浮躁，要用跑馬拉松的毅力去創業。歐美，尤其德國的企業家，具有堅韌的毅力，把產品做到極致，令人贊嘆。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德國刀具和那家百年不衰的鍋生產廠家。我很贊賞一位馬拉松愛好者的感言：世界這么大，用腳步去丈量，用心去體會，四十二點幾公里，每一步只前進約四萬分之一，毅力決定最終成功。我國科學儀器創業者太需要這種精神了。

　　以上是依據朱良漪等老先生遺留下來的一點史料和學界、業界朋友們提供的材料撰寫的，有些觀點很可能不妥，甚至可謂“老夫聊發少年狂”，故敬請聽者和閱者斧正。

　　蔣士強撰寫于2015年11月8日